话说运河
【运河年画】苏州桃花坞 大运河年画带的南方重镇
2018-04-13  来源:新华日报    

  在中国,年画是和人们的风俗习惯、民间信仰与心理期盼联系最为密切的艺术,是最深入民间的绘画种类,刻印年画的作坊曾经遍及各地,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京杭大运河沿岸。大运河曾是串起中国年画文化的重要纽带,在中国年画艺术中,运河年画始终占据核心地位。

将相和

  大运河,

  中国最重要的年画文化带

  从京杭大运河的南端看起,运河沿线的年画产地有:杭州、余杭、苏州、无锡、扬州、徐州、济宁、聊城、天津、北京等地。属于京杭大运河系统的卫运河沿岸的大名(河北)、滑县(河南)等地,临近运河的南京、南通、东台、武强(河北)、丰台等地,也是重要的年画产地。中国东部地区的年画产地,基本都集中在运河沿岸城镇及其附近地区。大运河最南端的桃花坞和最北端的杨柳青,是影响最大的两个年画产地,代表了中国年画、民间绘画乃至版画艺术的最高成就。运河沿岸的中间地带,多以生产实用性年画为主,又各有其特点。比如聊城的东昌府年画,带有中原黄河文化的质朴,塑造人物手法夸张,头大身小,占据整个画面,构图饱满,线条刚劲,色彩对比强烈,装饰性极强。东昌府年画的人物主要是门神,充满阳刚之气,反映了这个地区以水浒英雄为代表的刚强、忠义精神。扬州年画则受文人画家的影响,线条讲究徐疾快慢、抑扬顿挫,布局讲究疏密相间、遒劲流畅,色彩注重深浅变化,除传统年画最常见的红、青、蓝、绿之外,常常采用黄色、紫色,画面丰富而有层次,同时讲究字画结合,以文字点题或深化主题,讲究借物寓意,追求委婉含蓄的效果,带有浓郁的淮海文化色彩。

 

风流绝畅图

  交通便利,

  利于年画的销售和传播

  年画产地为何集中在大运河沿岸及其附近,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这些地方交通便利,城镇繁荣,利于年画原料的供应和年画的销售传播。桃花坞“位于江南水乡名城——江苏苏州阊门内,自古以来,由于运河流经这里,往来舟楫甚多。”杨柳青也是如此。明清时期,苏州地区是最重要的纸张和颜料生产地与集散地,向北方运河沿岸年画产地输送原料。据记载,杨柳青的笔、纸和颜料,都从南方运来,纸笔“精细好用”,颜料“色彩典丽,经久不褪”。交通便利、市镇繁荣,还容易吸引年画制作的高端人才。杨柳青的发展、提高,得到当时著名文人画家的助益,影响最大的是被程十发称为“海派艺术宗师”的画家钱慧安,他为杨柳青画了百余种画稿。钱慧安是上海籍(当时属江苏)的文人画家,能到杨柳青来,无疑是因为运河之便和杨柳青的繁荣。

  还有一个通则:年画产地都有发达的刻书业。年画采用雕版印刷,如果没有好的刻工,单靠翻刻不能持续发展。桃花坞、杨柳青一个重要的支撑因素是苏州、北京刻书业高度发达,为年画生产提供了一大批技艺精湛、具有创造性的刻工。苏州素来文风极盛,有藏书、刻书的传统。明万历之前,苏州刻书多达177种,为全国各府之冠,“苏版”与宫廷的内府版、福建本并称。明代胡应麟在《少石山房笔丛》中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又说:“其精,吴为最。”清代袁栋在《书隐丛说》中说,“印板之盛,莫盛于今矣,吾苏特工。”清康熙十年,苏州的书坊业成立行会崇德公所,乾隆四年,刻工成立行会组织剞劂公所,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苏州的刻工,所制线版精美纯熟,线条、设色、笔墨都像绘画那样考究,堪与明版小说插图相媲美。

  文人画家也对年画艺术影响甚巨。明清以来,文人画家大多集中在苏州、扬州、北京这样的运河城市。“吴门画派”天下闻名,桃花坞向来画家云集,如舒位、唐寅、文震亨、蒋深、吴子深,最著名的当属唐寅。唐寅后半生几乎都在桃花坞度过,他读书灌园,家无担米而客常满座,时常邀请祝允明、文徵明、张灵等诗画大家举行文酒之会。相传桃花坞最早的一幅年画,就是翻印唐寅的《风流绝畅图》。桃花坞年画的很多重要题材及作品,都有仿唐寅、仇英等画家画作的痕迹。杨柳青年画则受到京城宫廷内院派画家的影响,乾隆年间出版的《抚婴图》《金玉满堂》及嘉庆、道光年间的绘本《吸烟美人》等,就是院体人物画的力作。

 

隋唐演义

  桃花坞、杨柳青,

  运河年画两大高地

  桃花坞和杨柳青,一个在苏州,邻近杭州,一个在天津,邻近北京,都背靠当时最繁华的城市群,由此形成了年画生产的最大特点:其它产地主要生产祭神和节令之需的神祃(门神、灶君、纸马之类的神像画),桃花坞和杨柳青则生产各种装饰性年画。

  风景风俗画是桃花坞的一个大类。玄妙观是明清时期苏州最有名的游乐之地,观前空地及周边,聚集了年画对联、江湖杂耍、民间曲艺、著名小吃、医卜星相等摊位与店铺。桃花坞《姑苏玄妙观》图中所绘的正是观前广场的热闹场景:卖茶鬻浆、说书唱戏、卜相献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姑苏报恩寺塔》《虎丘灯船胜景图》《西湖十景全图》等,都是展示江南美景;《姑苏万年桥》《苏州城内外图》《三百六十行》《龙舟图》等,则描绘号称“天下府库”的苏州百业。杨柳青偏爱美人、婴戏题材,像《冠带传流》《功名利禄》《福自天来》《麟吐玉书》等,注重人物衣饰及室内罂瓶、几桌等细部描绘,以华丽精致取胜。

  桃花坞、杨柳青都以戏曲小说故事年画见长。桃花坞的《将相和》,由封相、挡道、说廉、负荆四幅画组成,笔墨不多,却将廉颇的神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杨柳青的《打灶王》《铁弓缘》《拿高登》《祝家庄》等年画也十分流行,显示出当时戏曲小说强大的民间影响力。

  桃花坞的制作工艺是木版套印与手工彩绘相结合,只用木版套印色彩和线条,最后手工绘制人物的手、脸等部位,用朱、粉等色彩进行润染,以获得凹凸的立体质感。桃花坞年画既是版画又保留传统绘画的独特风格,构图丰满,色彩明快和谐,画风精致典雅。杨柳青也是一半靠印工,一半靠画工。

  桃花坞与杨柳青之所以成为年画高地,与这两个地方面向中高端消费群体有关。苏杭和京津地区官宦商贾遍地,大宅深院鳞次栉比,节庆时都要张贴年画。苏州是明清时期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之一,达官显贵、富户豪门纷纷起造私邸园林。较之以往,这些建筑的整体结构与室内空间有很大变化:厅堂增高,房间增多,书房、小厅、卧室等小空间更适合悬挂单幅屏条画,直接导致桃花坞开始生产独幅画和条屏画。这些画多以城市生活和风景为题材,画面结构复杂,风格清秀雅致。杨柳青甚至向宫廷供应年画。官宦文化崇尚精致,富豪人家追求华贵,都促使桃花坞、杨柳青不断采用新技艺,精益求精。

  明清“苏州版画”,

  催生日本浮世绘

  桃花坞的影响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也远销湖北、江西、山东、河南等地。南京、无锡、扬州、南通、东台等地的年画,都从桃花坞年画派生,有的直接据其翻版而成。

  杨柳青的主要影响在北方地区,尤其是附近的运河沿岸和邻近地区的城镇如武强、东丰台。东丰台年画承续了杨柳青的艺术特色,有些画样直接来自杨柳青。山东的潍县(潍坊)年画,高密的灰扑年画,惠民的清河镇年画,也都明显带有杨柳青的印记。

  桃花坞年画还是日本浮世绘的“助产士”。中国明清时期的文化,如禅学、文学、书法等,借助商贸活动源源不断进入日本,日本版画史家将这一时期销往日本的苏州年画称为“苏州版画”。几乎所有介绍浮世绘的文献,都认为“苏州版画”对浮世绘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助推作用。日本版画研究家樋口弘在他的《中国版画集成》中说:“传入日本的苏州版画,不论在远近法、阴影法的摄取方面,或刻、印的模仿方面,或对画材的取舍方面,对日本创始的最高民俗画的浮世绘,以及其它画界都投以种种的波纹。”版画史家小野忠重在他的《苏州版画及其时代》一文中说,“中国年画感动了日本的浮世绘版画家——浮世绘的新构思,无不以此为参考。”日本学者成濑不二雄在其《试论苏州版画》一文中写道:“江户时期的长崎,输入很多苏州版画。由于长崎位于中国江南的对岸,侨居的中国人中亦多来自苏州,苏州版画之输入,开始主要供应侨居长崎的中国人对年画的需要。随后因爱好者之推广传至京都、大阪和江户等地。”

  浮世绘在19世纪后期又影响了西方许多艺术家,包括塞尚。此时,摄影技术出现,如果绘画依然像过去那样追求客观再现,将会失去独立的存在价值。1867年,浮世绘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出现,西方绘画界称之为“日本启示”。正是在这一“启示”下,塞尚开始竭力排除光的“干扰”,直接用颜色表现主题,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绘画“形式”——不再是客观事物的模仿和翻版,塞尚因此被后人称为“现代美术之父”。

  可以说,如果没有桃花坞年画,就不可能有代表日本传统艺术的最高成就并深深影响西方现代美术的浮世绘。

 

编辑:衡筱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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